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医学院生物安全主题宣传-欢迎访问云南大学医学院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生物安全”更像是个学术概念，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似乎有些远。其实，生物安全在我们的周围无处不在，它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等方面，确保国家安全。显然，新设立的国安委必然将应对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的多样性挑战。

　　生物安全是指生物的正常生存、发展以及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人类开发利用活动侵害和损害的状态——也可以说，生物安全是各种生物不受外来不利因素侵害和损害的状态。其中，外来因素包括现代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如转基因技术)，外来有害生物的引进和扩散，对人类生产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各种传染病、害虫、真菌、细菌、线虫、病毒和杂草等。

　　生物安全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物安全是指防范现代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风险。广义的生物安全还包括重大新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外来生物入侵、生物遗传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流失、实验室生物安全、微生物耐药性、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武器威胁等。

　　（二）生物安全防控面临巨大挑战

　　作为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生物多样性大国，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防控面临的巨大挑战主要表现为：

　　新突发传染病造成难以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2003年出现的SARS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900余人死亡。眼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在给人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外来入侵生物危害不断加剧。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全国进境口岸截获的外来有害生物也呈现出种类批次增多、蔓延范围扩大、危害加剧的特点，对生态环境、农林生产和人体健康造成巨大危害。目前，我国共有667种外来入侵生物，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

　　生物遗传资源流失严重，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我国是世界上生物遗传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很多珍贵、稀有的生物遗传资源起源于我国。为此，有的国家采取多种手段，不断从我国搜集、掠夺生物遗传资源，并通过市场、经济和技术等手段，使作为生物遗传资源原产国的我国变为受害国。据业内专家估计，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引进和输出比例大概为1：10，流失情况严重。

　　生物战威胁将长期存在，生物恐怖袭击不容忽视。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5个国家具有生产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的能力，一些恐怖组织也具备利用生物战剂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利用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研制而成的生物战剂，主要有炭疽杆菌、鼠疫杆菌、天花病毒、出血热病毒等。敌对势力和恐怖组织有可能把我国列为生物恐怖袭击的对象，因此，我国面临生物恐怖袭击的威胁。

转基因生物的大规模应用可能产生潜在风险。我国已经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抗虫棉和抗病番木瓜。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共培育成转基因抗虫棉新品种176个，累计推广4.7亿亩，减少农药使用70%以上。2020年1月，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获得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标志着我国转基因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但是，转基因生物的大规模应用可能造成病虫抗性增加、杂草化加剧、基因污染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等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产品的产业化应用。

（本节材料作者：徐海根，刘标，分别系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环境保护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环境保护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生物安全首席专家，节选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22日）

二、筑牢国家生物安全的“防火墙”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加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是确保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

（一）顺应自然规律的科学决策

疫病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敌人。一次严重的瘟疫，堪比一场惨烈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每次瘟疫的发生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极大的社会混乱，天花、霍乱、鼠疫等重大瘟疫甚至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公元165年至265年，古罗马发生5次大规模鼠疫，一次比一次惨烈，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走向衰落。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严重时死亡人数超过2500万，占到当时欧洲总人口的30%以上，深刻改变了欧洲政治格局。中国明万历年间，山西开始出现鼠疫，到崇祯十六年传入北京，为清军入关问鼎中原创造了历史机遇。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类取得了丰硕的文明成果。在人类文明的蛮荒时代，疫病的诊断与治疗往往与神秘的巫术结合在一起。在与疫病的不断斗争中，一些医学科学成果和治理经验不断出现。比如，在我国古代，医学典籍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孙思邈的《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疫病预警有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等民谣童谣，专门隔离瘟疫的机构有隋唐的“疠人坊”、宋代的“安济坊”。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生物领域安全依然严峻，艾滋病等传染病、蝗灾等生态灾难依然肆虐，人类仍然没有彻底有效的应对方法。人类的历史大约只有300万年，人们就是在尊重和顺应自然的前提下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尊重自然规律就是尊重科学，这是人与自然相处应秉持的首要态度和基本原则。违背自然规律就是违背科学，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党中央决定将生物安全提档升级，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科学决策，是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不确定性风险的理性选择。

（二）应对生物安全的战略安排

生物安全不仅包含非典、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病疫情，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出国不能随便携带未经检疫检验的动植物产品出境，市场上不允许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出售，以及禽流感、非洲猪瘟直接影响到市场肉价的波动等，这些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生物安全问题。

面对生物安全领域的挑战，国际社会也积极应对。近年来，联合国陆续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国际公约，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线。许多国家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积极抢占生物安全领域攻防体系的战略制高点。德国将传染病直接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把安全部门纳入到公共卫生体系之中。美国提出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生物传感计划，部署了一系列具有军事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一些西方国家还秘密研制基因武器、微生物武器、生物智能机器人等，直接用于国防和军事领域。

可见，生物安全不仅事关人民健康，影响经济运行、社会安定，而且攸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反映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和短板。比如，我们处置危机的执行力和动员力很强，但预警预防风险的能力有待提高；我们应对确定性危机的能力很强，但应对可能性危机的能力还不足；我们集中资源的能力很强，但调配运用资源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等等。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党中央要求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就是为应对国家生物安全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三）确保文明赓续的长远之计

当人类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对自然的理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依赖”“利用”变成了“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古文明之所以衰落、消亡，其共同根源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使得这些文明最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维系了五千年而没有中断，中华民族尊崇“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历史文化传统居功至伟。历史昭示我们，面对自然，人类依然渺小；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发展速度，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党中央适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要着力建设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的生态家园。相隔17年暴发的非典、新冠肺炎两次疫情，向我们发出了警示，生物安全的“防火墙”筑不牢，生物安全的“黑天鹅”就可能阻滞社会发展进程，甚至危及全人类的生存。

将生物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层次，是党中央着眼国家长治久安、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作出的长远谋划。现代国家的安全问题，远比历史上的国家安全问题要复杂得多。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又比今天世界上其他大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和尖锐。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使得国家安全总体布局的内涵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全面。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是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筑牢国家生物安全的“防火墙”，既是疫情的倒逼，也是中国的警醒，更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本节材料作者：李志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全国青联委员，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3月09日）

三、医学实验室常见学生生物安全问题及其应对

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自2002年，我国卫生部颁布了《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对生物医学实验室内的生物安全作了详细的规定起，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逐渐得到来自各方的重视和关注。

随着较高防护级别的医学实验室数量、面积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大量实验室专用仪器设备的使用、新试剂的开发及广泛应用，以及招生数量的增加，造成实验室的使用人群及其流动率的不断增长，实验室的安全事故也不断出现。其中学生在实验室的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因其具有占比高、风险大和人数多等特点，成为实验室安全问题的多发源。

　　医学实验室学生生物安全问题多是由于不遵守操作规范或规章制度、缺乏相关培训、主观不重视等原因造成。根据发生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影响的对象，可分为以下3类：

第一类：造成自体损伤的安全问题或潜在风险：①不严格遵守实验工作服、防护服、鞋套、帽子和护目镜等的穿戴要求，不按规定佩戴相应级别的口罩，甚至着便装（如日常衣服、短衣短裤和露趾凉鞋等）就进入病原微生物实验室；②在实验过程中，由于佩戴首饰、指甲未及时修剪等原因，导致手套刺破和手指损伤；③使用注射器抽取有生物危害的样品后，未按规范要求将针头等利器置于利器盒内，消毒后销毁。而是将针头回套针头套中，因操作不慎导致污染的针头刺伤手指；④未按照不同的实验样本选择相应的操作环境，如处理应在生物安全柜内操作的具有生物危害的样本（如含气溶胶危害的样本）时，却选择在洁净工作台内操作；⑤在实验工作结束后收检和消毒工作台面时或在例行细胞培养箱的消毒中，未按规定佩戴手套（必要时应佩戴双层手套），不慎被利器和锐器刺伤或割伤手指手臂等情况的；⑥未按照先脱去外层手套，再脱去防护服及其里内层实验服，最后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的程序脱除实验服或防护服。

第二类：造成他人损伤的安全问题或潜在风险：①未将污染有害物质的利器置于利器盒后统一消毒销毁，而是直接将利器乱丢入垃圾袋中导致他人可能或发生刺伤；②未正确评估实验样品的生物安全风险级别，在防护级别较低的P1实验室操作含有HBV、HCV等病毒的生物危害样本。

第三类：造成环境污染的安全问题或潜在风险：①未按要求穿戴实验服（生物安全危害的实验区域和普通实验区域的实验服标识不同，应明确区分），着生物危害实验区的实验工作服进入普通实验区工作，污染了防护级别较低的普通实验区域，进而对该区域内其他工作人员造成伤害或风险；②实验后未将污染的手套放在专门的垃圾袋内，高压消毒后销毁，而是继续戴着污染的手套乱摸生活区、清洁区、其他非实验区或随便丢弃入生活垃圾中；③因操作不当造成有生物危害的样本等的溅洒，导致实验区域的污染和空气中气溶胶等的污染；④对具有生物危害的样品离心时，离心之前未配平或者由于待离心的样品管与离心机不匹配，导致装有生物危害样品的离心管碎裂，大量气溶胶及污染样品外溢，造成离心机和实验区域的污染。⑤操作生物危害样品时，动作不够轻柔，导致大量气溶胶产生，造成悬浮污染；⑥实验结束后，未按要求将污染了的防护服放置在具有特定标志的防漏消毒袋中，而随意丢弃；⑦在实验结束后未及时清理、消毒操作台和实验室。

学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在两个情境下多发：第一种是新生入学，初步进入实验室工作中时，由于缺少完善的职业安全教育以及完备的实习计划，因缺少指导而发生安全风险；第二种是已经在实际中从事了一定时间的实验工作后，由于实验操作层面涉及的范围局限，应急能力不足，导致在其他工作领域发生突发状况时，缺乏知识经验，而处置出错。这两个情境是实验室学生安全问题中被忽略的环节。请同学们在学习实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上述问题，确保安全。

（本节材料作者王蓓蓓、冯鑫、张剑平、曾辉，节选自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 2013年12月第7卷第6期《医学实验室常见学生生物安全问题及其应对》一文）